1.最近十年，消费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GDP增长一半以上来自消费增长后疫情时代，由于房地产需求疲软，地方政府债务高企，海外供应链调整，投资和外贸增长的动力...

1.最近十年，消费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GDP增长一半以上来自消费增长后疫情时代，由于房地产需求疲软，地方政府债务高企，海外供应链调整，投资和外贸增长的动力有限，促进消费是国内经济增长唯一能良性循环的动力

2.家庭消费支出取决于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实证数据表明，降低个人所得税对刺激消费的作用大于提高个税起征点

3.实证数据表明，减税不仅可以提高居民当前的收入水平，还可以稳定居民未来的收入预期所以对消费的促进作用比发放代金券和现金要好

首先，消费是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2021年，消费，投资和出口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65.4%，20.9%和13.7%除了2020年的疫情，过去十年中国GDP增长的一半以上来自于消费的贡献

后疫情时代，在政策调控和需求减弱的双重约束下，房地产投资增速下滑基础设施投资受到地方政府高额债务的制约只有制造业投资保持强劲，无法支撑整体固定资产投资，短期内不足以拉动经济增长此外，伴随着海外供应链的逐步恢复和俄乌冲突的影响，中国出口增速面临下行压力因此，促进消费是中国唯一能够良性循环的经济增长动力

第二，家庭消费支出取决于可支配收入。

数据显示，除2020—2021年受疫情干扰的年份外，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消费支出增长趋势正相关可见，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对消费支出有明显的拉动作用

但从2017年开始，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呈现储蓄增加，消费减少的趋势2020年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65.9%，2021年人均消费支出2.41万元，仅占可支配收入的68.6%同期国民总储蓄率为45.07%，远高于27.18%的世界水平消费在可支配收入中的比重下降，储蓄率上升反映了居民对未来收支的悲观预期

第三，降低个人所得税比提高个税起征点更能有效促进居民消费。

实证数据表明，个税起征点每提高一次，都会明显促进最终消费中国在2005年，2007年和2011年三次提高个税起征点，每次都促进了消费支出的增长尤其是2011年，不仅提高了个税起征点，还降低了较低收入等级的税率，同年最终消费支出增长到21.4%可见，在减税政策中，降低税率和提高个税起征点都可以刺激消费，前者比后者意义更大

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居民边际消费率约为68%，其中城镇居民边际消费率为62.8%，工资纳税主体为城镇居民，即个人所得税每减少1元，人均可支配收入就增加1元，其中平均0.628元用于消费支出2021年我国个人所得税13993亿，占财政总收入的6.9%如果减少一半

四减税比发放代金券和现金对家庭消费有更好的作用

自2020年疫情爆发以来，许多国家的政府都使用了各种方法，如发放现金和代金券，来救助居民，提振他们的消费，但效果并不理想以日本的消费补贴计划为例2020年5月，日本政府向每位居民发放了10万日元的新冠肺炎疫情补助家庭居民可支配收入大幅增长，但消费支出继续回落可见，大部分的现金补贴并没有用于消费，而是转化为居民的储蓄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居民的消费水平和意愿不仅取决于其当前收入，还取决于其预期收入。

消费券和补贴现金可能发放一次，也可能发放多次，但未来发放多少次，发放多少次，没有确定性当预期不确定时，更多的居民会选择储蓄或投资，而不是完全花掉日本和美国的居民在应对补贴收入的疫情时，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这一特点个人所得税的降低将使居民对未来收入有一个稳定的预期，这将对增加居民的财务安全和消费意愿产生更强的积极作用

5.提高人工成本门槛，提高失业人员临时工作收入。

根据税法规定，我国劳务费收入的起征点是800元之所以设定这么低的个税起征点，是因为劳务收入的数量和频率是不确定的，所以税收高而不低

2018年个税改革后，规定自2019年1月1日起，居民个人劳务报酬所得与工资，薪金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合并为综合所得，以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减除费用6万元，以及专项附加扣除，专项附加扣除和其他依法确定的扣除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这样一来，劳动收入高的群体就已经实行了‘补税’的措施因此，建议人工成本最低起征点由800元提高到5000元，与职工工资收入起征点相同

注意事项:

2007年和2011年，税改带来的居民消费增量分别约为0.15%和0.57%，证明相对于个人所得税税率的降低，提高个税起征点的减税效果有限，约占个税的0.3%。

2019，2020—2021年数据受疫情影响，数据与正常年份有些偏差。

计算只考虑税率变动的影响，不包括专项附加扣除等因素。